提到钱学森，相信很多人第一印象是：他是中国导 弹之父。
实际上，真正的钱学森，在科学上的成就，远远不止于此。 在电影《火星救援》中，有一个这样的彩蛋： 美国宇航员马克·沃特尼以及其他五位宇航员在登陆火星时遭遇了巨型风暴，任务只能提前结束，马克因被误认为无法生还而被独自留在火星，开始了他的“太空鲁宾逊”之旅。幸好他是个植物学家，尝试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可得的材料种植土豆，以等待救援。 在此过程中，他有这样一段独白： 加州理工学院的5个学生在试图制造火箭燃料时差点烧毁了宿舍，但他们并未被学校开除，只是被赶到了学校附近的农场继续研究，因此，我们就有了太空项目。 这五人小组所创建的“火箭俱乐部”就是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前身，而钱学森正是这五人之一。 2009年，美国媒体在对钱学森逝世进行报道时，称他曾经奠基了美国的航天业。 2012年12月11日——钱学森诞辰101周年这一天，美国SpaceX公司专门发了一条Twitter纪念他。 也就是说，钱学森，不仅是我国的导 弹之父，在世界科学领域内，他的影响力都是巨大的。 然而，这些加起来，你也只是认识了“一半”的钱学森。 是的，有的人明明凭借自然科学的贡献就足以彪炳史册，却偏偏要不断跨界，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成就卓著。 在《科学与忠诚：钱学森的人生答卷》这本书里，你将看到更为宏阔的钱学森的精神世界及其成长轨迹！ ▲点击封面，进入购买界面 作者吕成冬老师现任职于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长期致力于钱学森档案史料征集和研究工作，不仅在对新、旧史料、文献的搜集和考证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更是在众多钱老身边人，包括家属、秘书、同事、学生等的支持之下，获得了诸多难得的一手资料，他笔下的钱学森更鲜活、更生动、更立体。 在书里，钱学森不再是个遥不可及的存在，他那一句句朴素耿直的话语，一封封言辞恳切的书信，一个个求真务实的决定，一次次舍我其谁的担当……使我们慢慢走近一个集科学高度与人文温度于一身的钱学森，一个终身“为人民治学”的钱学森，一个心系祖国建设的钱学森。 1 “中国导弹之父”？我不承认！ 虽然“中国导 dan之父”这个称呼早已深入人心，但钱学森本人始终是拒绝的。这绝不是一种傲慢，反而是一种真正的谦逊，因为他认为： “这是几千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协同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自的创造……因此用“xx之父”是不科学的……” 因为他深知中国航天事业绝非一人之功，而是全国之力。 但更为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导 弹之父”这个称谓实际上是个“舶来品”——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发射以后，媒体开始纷纷打探消息，并发布各种猜测性的报道。其中，署名罗兰？富尔的作者，在法国《震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钱学森为“中国导 弹之父”。 钱学森甚至觉得这个称谓从歪果仁口中说出，都可能“不是好话”—— “爱因斯坦上书罗斯福开始了世界上原子 弹的研制，但无人称爱因斯坦为‘原子 dan之父’。美国领导原子 dan研制的是奥本海默，也无人称奥本海默为‘原子 dan之父’，倒是与奥本海默闹个人意见的泰勒被正直的美国人以嘲笑的口气称为‘氢 dan之父’。因此，“xx之父”一词不是好话。” 他的这番“较真”真是令人忍俊不禁，但他始终秉持的科学严谨的态度，以及对数以万计航天人贡献的强调，反而使得他这“中国导 弹n之父”的形象更加饱满。 在钱老心中，他自己更为认同的可能是这样三重身份—— 2 鲜红党旗的意义 1991年，钱老在荣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之际，发表感言时提到 “这一辈子有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 “我第一次激动是1955年向恩师冯·卡门辞行时，他很感慨地对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听到他这样说，我激动极了。能在学术上超过这样一个世界著名的‘大权威’，证明我们中国人一点不比外国人笨。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激动。” 第二次激动是在1959年11月12日，“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我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 第三次激动是当他看到他被列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他说：“人民说我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就是最高奖赏！” 他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志气可见一斑，更可见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与荣誉感。 是的，在钱老心中，他永远的第一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员！ 而他也确实知行合一，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福祉为己任，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直到晚年仍然致力于“什么时候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思考与探索。 钱老逝世后，也如其所愿，讣告的开篇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与之相应，覆盖在遗体上的是一面鲜红的党旗。 3 “使我的同胞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钱老于1955年归国后入职中国科学院，可谓是“恰逢其时”，“其时”正值两件“划时代的大事”：一是十二年科学规划，二是自力更生研制生产核弹和导弹。 尽管在十二年科学规划中，他的任务是主持“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但在整个规划的编制过程中，他堪当一个“大战略家”——在本职工作之外，他还深度参与了其他项目的讨论并建言献策—— 比如，在国内科技界尚未充分认识到计算机的价值的时候，他就通过对计算机记忆功能、逻辑功能和学习功能的阐述，指出计算机可以代替人的思维，并预言电脑将胜过人脑； 比如，当我国的农业尚在机械化的进程之中，他就指出农业的未来必然是走向自动化，并具体阐述了在技术上如何实现的路径。 如是种种，钱老凭借其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强大的科学预见能力，帮助科研工作者们更精准地把握了世界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向，并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懈努力和无畏进取，实现了我国科技的“从无到有”。 此时的钱老又开始致力于攀登新的高峰，为我国科技如何实现从“跟跑”到“领跑”展开了思考与论证，提出了在20世纪内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完整构想，既志存高远又切实可行，由此推动了我国科技的“从弱到强”。 同时，钱老还凭借其世界眼光和对未来的预见，大力提倡科学理论与工程实践相融合、科研与教学相统一的原则，提出了产学研一体化的建议，还关注科学普及工作。他那把握科技前沿的贯通能力和宏阔视野，已然超越科技层面，体现出了更为深刻的哲学关怀和时代意义。 尽管钱老对于国家层面、组织层面到技术层面的思考和预见，妥妥地配得上一个“战略科学家”，他也仍然只将自己定位为一位科研工作者、一位两院资深院士，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4 “钱学森之思” “我够不上什么思想家”，晚年的钱学森常常这样说，但他在晚年所构筑的思想大厦，却又着实超越了科学家的内涵，也绝非一个“知识分子”或是“学者”足以定义。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系统工程”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1978年，钱老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它第一次为系统科学赋予了中国化的内涵，也突破了航天领域的应用，彰显出对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的深远价值。 也正是以此为起点，钱老从科研一线回归学术研究工作，并且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逐渐转入社会科学的研究，其初衷在于打通科学与哲学之间的隔阂，将社会科学同样置于“第一生产力”的地位上对其进行科学化、精确化，进而从更宏大的理论视野分析科学社会主义问题；最终在对科学、技术、产业、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全面考察之中，探索共产主义的实现之道。 这看似庞杂的思想体系，实则指向“钱学森之思”的提出与回答，即“什么时候实现共产主义”。钱老也一直毫不讳言，搞学术研究“不能脱离社会实际”，“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走向共产主义”。 虽然钱老不屑于任何Title，但他晚年的学术经历确实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新的身份——他展现出了知识分子的坚守与追求，学者的风范与精神，思想家的博大与精深。 从1955年归国，至2009年逝世，钱学森思想发展的轨迹，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学问与人品的统一，是科学批判精神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统一，更是个人成长与国家进步的统一；也像是一面镜子，映照了从新中国成立到走进新时代的历史进程。 昆明滇池大观楼上的长联中有一句：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 钱老正是用其上下求索的一生对“英雄谁在”做出了回答，也对那个百废待兴、风云变幻的时代的拷问，交出了一份完美而有力的人生答卷。 那么，站在民族崛起、万象更新的今天，面对新时代层出不穷的一道道新考题，我们又该如何答卷呢？相信你能在书中得到一些启示。